香港的男人戏逐渐失去它的(男性)魅力，是否因为戏里戏外的男人(们)都因不爱思考而自觉“低等”，从而失去最基本自信心?《狗咬狗》让观众看见和联想到的，却是银币的另一面：承接一切以“无间”、“黑白”为主题的港产电影主题，香港导演仍旧在“生存”压力下透不过气来———为了“生存”，片中的男人们每一个都是濒临精神崩溃。念对白，如果不是力竭声嘶，便是喃喃自语，但那也只是港产片的一贯形式之一。更使人担心一干导演病得不浅的之处在于对是非黑白失去判断能力。一部《无间道》或许可用“忠奸无绝对”作为卖点，但当续集三集拍完又拍，而后来竟然没有新题材时，同样的“我只是想做个好警察”又再出现在另一部电影和另一位演员口中时，即便该片的编导坚持没搅胡涂，观众先精神错乱了。香港男人到底“伤”在哪里?香港男人，到底“伤”在哪里?《无间道》在三年前的出现，曾使人以为可使“受伤”的香港男人“重振雄风”，殊不知第二集、第三集的相继出现反而将第一集建立起来的自信推向自疑和自毁。本来只要心平气和，将不难发现在三部《无间道》里埋藏着的“男人伤痕”：“做自己便不能生存”。若把警匪斗法的故事背景换上买卖交易的现实生活，“卧底”不过是普罗大众自觉戴上面具讨口饭吃的艰辛的比喻。是以“生存”在香港人的词典里，其实就是“揾食”。这解释了《喜剧之王》和《少林足球》为何大受欢迎，香港影人最擅长的，是以“揾食艰难”作为“主题”，制造大量你死我亡互相逼害。而在一个自诩国际都会的城市里，电影不是发挥智能与娱乐并重的功能，却是常常提醒大众，“我活在随时没得吃的危机下”。
当然，“吃”也可以只是比喻———要有得吃，便要有钱。香港电影一直宣泄的焦虑，其实来自对金钱、地位和身份求之不得的恐惧。问题在于，上述三者并非人的生存基本条件，但香港(男)人(因电影工作者占大多数是男人)却总会把对它们的追求隐藏在“只为一碗饭而不惜卖命”的包装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以“穷”作为不择手段的理由，骨子里它是争名逐利的借口。长期(告诉自己)没得吃，当然会“营养不良”。不断想着要“吃”得好，难免产生主观期望与客观现实的落差。香港电影中的男人，大多便是这些问题的“产品”。但自觉渺小不代表自我会跟着缩水。常见的情况是，他们只会日益膨胀，所以港产片几乎只有两种男性角色：一是小男人(通常负责喜剧片部分)，二是大英雄。然而两者都有一个共通点：不怎么用脑袋，只会用口舌如smart talk和拳脚：打打杀杀。既是英雄，非得救美，《狗咬狗》的导演为了让陈冠希示范男人在这方面的“最高成就”，安排了一个弱智女孩给他的逃亡生涯带来大量负担。但编导可能没有想到，过多巧合(也就是不合理)的情节反而突显了电影背后的反智。
杜琪峰是少数会让男人用脑的香港导演。但有更多编导爱以暴力掩饰香港男人的怕用脑。《狗咬狗》片长一百二十分钟，当中没有多少时候让两位男演员斗智，因为导演认为“为了生存，(男)人有足够理由变成最低等动物”。香港的男人戏逐渐失去它的(男性)魅力，是否因为戏里戏外的男人(们)都因不爱思考而自觉“低等”，从而失去最基本自信心?如果不幸属实，难怪吴彦祖会在短短两年便爬上一哥宝座———冯小刚对他的形容是，“他有贵族气质”。
